公众缺少的是对公益的信心

2015-06-25

文/环球慈善 王阳    图/CFP

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表示,我国目前对公益慈善机构的监督容易流于形式,比如对公益机构的年度检查报告,发挥的作用很有限,难以建立信心和引导公众捐款。

    夏至,一年中最热的季节即将到来,但比天更热的是名为“郭美美baby”的新浪微博账号博主,一个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拿着不同颜色爱马仕的20岁女孩。6月21日她因炫富而被“围观”,而随后的N个小时,让其爆红的是其微博认证身份“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郭美美事件持续发酵,中国红十字会陷入网民舆论的漩涡。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秘书长王汝鹏称,公众并不是针对红十字会一家,而是对一些社会现象不满的集中发泄。   
    社会之忧

    这些年来,中国慈善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事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2004年,“西安体彩事件”轰动全国,彩票承包商杨永明、西安体彩中心原主任因造假、受贿获刑。曾被誉为“中国母亲”和中国慈善象征的胡曼莉,因涉嫌百余万元的资金问题,最终被“美国妈妈”告上法庭。类似的事件还有因华侨捐赠情况出现的“黑洞”……
    除公益组织外,最能做榜样的明星、名人,也一次次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远在2004年6月11日,四川省慈善总会主办首届“希望之声”大型慈善公益演出,组委会宣称将全部所得捐给失学儿童、孤寡老人等。然而,由于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和演出商违规操作,演出所得的100多万元除去给演出中间商和演员的费用外,四川省慈善总会不但没有募到一分钱,反而倒贴了几十万。
    影视策划人陈纪新表示,这样的不规范运作只是冰山的一角,“被资助的对象拿到的善款远远不及某一个明星拿到的酬劳。”
    善事业的资金来源和运作成本依赖于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并从法律上享有一定的减免税待遇。它最大的特性是使用公共资源,尤其是社会的捐款。因而它成为诚信链条上最脆弱的环节。
恰如凤凰网特约评论员笑蜀所言:“红十字会之忧岂止是红十字会一家之忧,又岂止是公益事业一业之忧,而是整个社会建设之忧,整个社会之忧。”

    信任危机

当代中国的具体社会信任问题有由来已久的“官民”信任,有市场商品和服务提供者与广大消费者的信任,还有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

    当代中国的社会信任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在社会出现阶层鸿沟、垄断群体依靠特权实现欲望的环境下,底层群体的被剥夺感很容易被扩大和加剧,敏感的民众迅速结成了集体不信任。但这并不是说它以前不存在。
    晚明张应俞曾写过一本传世名作《骗经》,专门列出了晚明常见的24种骗术,详解其运作手段和防范策略。把“骗”列为经典,并且在当时和数百年后的社会上颇有市场,这一颇具黑色幽默的出版史奇闻,全世界并不多见。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认为,虽然中华帝国一直在形式化的儒家礼制和帝国法律控制下,但中国人对道德律令的不尊重却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金钱和利益追逐更是要远远超过对礼法的尊崇。
    当代中国的具体社会信任问题有由来已久的“官民”信任,有市场商品和服务提供者与广大消费者的信任,还有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从他们之间的关系看,国民对国家的信任,很大程度是一般意义上社会信任的基础。而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是我们这个社会讨论最多的话题。
    以“毒奶粉”为例,现在中国每年都有好几起全国性的食品药品安全事故,而且“无良奸商”似乎是越压越起,防不胜防。于是,出现了一方面国内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中产阶层“出国扫货”的滑稽现象。
    现在,这种信任危机已经发展到普通人之间。2006年,南京65岁的徐寿兰老太太赶乘公交车时,突然跌倒在地。一位叫彭宇的小伙子将其搀起并送往医院。不想善举反遭诬陷。这就是震惊一时的 “彭宇案”。受此影响,后来发生了多起老人倒地无人搀扶以至死亡的惨剧。
可见,今天中国慈善的困境,不是源自某一个点,而是内外交困。

    制度困境

在普遍诚信缺失的严重情况下,治理失信,除通过自律规范设立较高的行为与表现标准,鼓励设立监督团体,以审视与评估NGO外,有必要用重典,迫使政府和社会都对公众保持足够透明,挽回公众的信心。

    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表示,我国目前对公益慈善机构的监督容易流于形式,比如对公益机构的年度检查报告,发挥的作用很有限,难以建立信心和引导公众捐款。
    中国公益组织正面临着从计划型社会一脉延续的体制问题。其内在决策和运作机制可能完全不同于国际上惯言的NGO,或公众脑海中想象的民间组织,它们中很多是政府办组织,遵循准行政机构的机制和制度。在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两栖”性,使得它们的问责原则也两面游离。这是公众“看不清”的源头,也是难以根本解决“不信任”的症结之一。
    7月8日一早,民政部网站发布《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至2015年)》(以下简称《纲要》),并面向社会征求意见。许多人认为,《纲要》在此刻出台是“郭美美事件”催逼的产物。据参与该《纲要》制定的中民慈善信息捐助中心工作人员表示,该《纲要》此时出台是个偶然,但是公益事业发展的必然。
    “独立清晰的法律地位,责权落实的理事会,公益资产的法律监管,多元问责的监督体制,公开透明的慈善环境,是公益组织公信力的保障。”清华大学教授贾西津认为,现阶段无论捐赠资金还是慈善组织的商业活动,所暴露的都是同一个问题——资金需要一系列具体的监管。然而,这方面的法规还是空白。
    在美国,有关诚信的法律有十多部,对不同方面、不同环节的信用要求都有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同样是造假,在美国最高可处罚500万美元,外加10年徒刑。而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对造假处罚只是两倍赔偿。考虑到曝光率和申请赔偿的成本与难度,这样的“保护”其实保护的更多是无信、犯罪。
    此番《纲要》中特别提出 “建立完善慈善事业法规政策体系,建立完善慈善事业监管体系”的发展任务。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曲栋分析,我国现有针对公益慈善事业的相关法律存在主体不清、责任不明等诸多隐患。缺乏《慈善法》、《公益组织法》这类实体法律,去明确责任主体,规定捐款人和慈善机构的权利和义务。
    在普遍诚信缺失的严重情况下,治理失信,除通过自律规范设立较高的行为与表现标准,鼓励设立监督团体,以审视与评估NGO外,有必要用重典,迫使政府和社会都对公众保持足够透明,挽回公众的信心。
    正如国际著名咨询机构麦肯锡公司评论说:“中国社会并不缺少善心,缺少的是对公益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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