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子女教育政策变动不定 NGO如何应对

2015-06-25

来源:中国发展简报

  2011年 夏天,有关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关停的消息,将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再一次推到社会舆论的前台。一时间,关注孩子们的去向、质疑关停行为的合法性、揭露民办学校牟利面向等等,来自各种背景的声音此起彼伏。如今,三个月过去了,有的孩子进了公办学校,有的孩子回了老家,他们不再是媒体舞台上的主角,因为媒体时常更新着剧目。然而,不同于媒体,对从事农民工子女教育的NGO而言,这一政策引发的变动与他们息息相关。

  政策对NGO工作的影响

  北京对于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政策是什么?在新公民学校总干事蔺兆星看来还没有“成型”.

  他介绍说,目前广州和上海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都形成了自己的处理方式。广州的情况是完全开放民办,给予民办学校较为良好的发展土壤,因此目前广州的民办学校大约有400所,这400所都有合法的注册身份,并基本上能够吸纳完所有打工子弟学生。上海则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即政府全部买单。目前,上海160所打工子弟学校全部获得上海市教委的支持,而且享受每年生均3 000元的补贴,在接纳学校时,给50万基础建设补贴。而北京的政策算是游弋在广州和上海模式之间,并不十分明朗,且各个区县的步伐也不一致。

  笔者在搜索关于打工子弟学校发展的资料中发现,近些年来,北京市政府针对打工子弟学校出台了很多文件,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将这类学校纳入民办学校的扶持和管理范畴”之后,北京市先后有一些打工子弟学校获得了审批。但从2006年开始,北京市发布《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流动人口自办学校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对打工子弟学校加以整顿和管理,提出“分流一批,规范一批,取缔一批”的指导方针。在这个政策背景下,各地先后开始大规模取缔打工子弟学校。而海淀区早在2004年就宣称,为保证农民工子女与北京孩子一样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海淀区在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上提倡以公办校接收为主,在保证每个学生都能进入学校读书的前提下,逐步取缔非法打工子弟学校,不再给予其合法办学批复。

  然而,政策的出台并不意味着相对应的条件已经成熟,因为无法解决学生分流问题,这些政策的实施打了折扣。也正因如此,无法进入公办学校孩子的存在,让被取缔学校又重新开学。

  在这个背景下,蔺兆星认为对NGO的主要影响是未来的不可知性使得工作无法做长期规划,这限制了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NGO的发展,以及其他NGO的进入。他举例说,一个NGO在做一些教育服务工作,不到一年后,只有一所学校还在继续,而之前申请的是三所学校的项目,那他怎么和资助方解释呢?

  确实,学校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一些NGO的服务人群在萎缩。

  成立于2006年4月的“农民之子”,全称是“北京农民之子文化发展中心”,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社团“农民之子--中国农村发展促进会”毕业老会员发起成立的民间公益组织,关注打工子弟教师是其主要工作内容之一。

  从2007年起,农民之子和智泉学校、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一起办起了打工子弟教师报纸《烛光通讯》。该通讯的工作团队由打工子弟教师组成,“有的老师们做通讯员、有的做主编,每一期的评报会就成为老师们见面交流的平台,大家聚在一起,通讯员来拿报纸,聊报纸的情况,也把各所学校的情况和个人感受带过来了。”该组织打工子弟教师项目负责人王春华介绍。

  对于这次政策变动,王春华说:“对我们项目的影响,主要就是服务人群在逐渐萎缩,学校在减少,相对来说教师就在减少。”虽然通讯活动仍然在继续开展,和一些进了公立学校的教师也保持联系,但是这些教师们“尽管课时量减少了,但需要适应新的管理办法,新的教学习惯,学习用多媒体讲课等,这些改变让老师们在业务上的压力比较大,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所以参加我们活动的时间就少了。”

  超越以学校为主体的服务模式

  是否民办学校减少,NGO发展的空间就必然减少呢?相对于打工子弟学校教师,这样一个完全从属于打工子弟学校的群体来说,可能如此。但对于更广泛的流动儿童教育问题来说,兴许还有其他的路径。

  北京协作者(以下简称“协作者”)工作人员卢磊说,NGO的特质之一就是有很强的灵活性,环境是总在变动的,主要是看用什么样的专业方法介入服务。“对流动儿童的教育,不仅需要关注在学校中的义务教育,还应该包括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等。”

  协作者是一家支持性社会工作专业机构,基于相信社区是社会发展核心单位的理念,扎根社区,致力于开展参与式社区发展服务,培育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社区各群体参与社区发展的能力,促进社区各群体的理解与融合。

  卢磊介绍,协作者对于儿童的服务,是在宽泛教育下的服务。我们把人看作社区人,需求就不只是知识的教育,落脚点不一样,服务内容也会有区别。不是依托于学校,而是在社区。城市里的流动儿童,有些是在城乡结合部,有的在城区混杂居住。因而,选择社区为服务点,覆盖面更广泛。不会因为学校不在了,服务就无法开展了。

  据了解,协作者把社区当作服务的场所,在三个社区分别开展了社区公益夏令营,以不同主题开展专题小组活动,如关注“流动儿童眼中的幸福什么”,共计开展主题活动 42 次,直接服务流动儿童 976 人次;此外,他们还建设社区儿童之家,开展课后文娱课堂服务。组织青年志愿者以志愿服务的形式,在社会工作者的指导下开展课后文化课堂、体育、绘画及读书活动,共计 1505 人次社区流动儿童直接受益,120个农民工家庭 360 人间接受益,解决了农民工因工作忙碌无暇照顾子女的后顾之忧。他们还关注和培育家长亲子间的融合,以及北京孩子和外地孩子之间的融合。

  在能力建设方面,协作者还从儿童中培养志愿者,建立了儿童志愿者团队。“每一次开展活动,孩子会早点来和工作人员布置场地、贴海报等。整个活动中,他也是参与者,而不只是享受者。”

  德国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 (Zygmunt Bauman) 在其《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提出了“流动的现代性”这一分析框架。他认为,全球化带来了“世界事务的不确定、难以驾驭和自立推进性”.当代社会就像流体一样动荡不定、流动易变,今天劳动力市场最流行的口号是“适应性”和“灵活性”,“工作岗位没有任何固有的安全可靠性,只有‘直到进一步通知’的条款,工作生涯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不仅仅是农民工子女面临着颠沛流离的教育问题,对于非出生地就业的“新移民”“都市白领”来说,因为户籍等问题,他们的子女也将面对同样的流动性带来的教育问题--流动性大、家庭教育薄弱、社会融入困难等。

  教育问题必然是政府的公共服务问题,大多数人还是支持“以公办学校教育为主,以流入地政府处理为主”的政策,认同公办学校是政府责任,孩子应该享有义务教育的权利。因此,可以说,打工子弟学校是一个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历史产物,随着相对应的社会状况的变化,它也会随之变化,甚至消失。但NGO对于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关注和解决,不会停止,也不应该局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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